中国绘画，其来尚矣。周秦两汉，旌麾黼黻争艳；魏晋胜流，摹写人物著称；隋唐五代，山水方滋；南北两宋，花鸟勃兴。明清以来，追步前哲，渐乏新意。由此可见，中国花鸟之成熟晚于山水，而山水之成熟又晚于人物。北宋《宣和画谱•花鸟叙论》云：“诗人六义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，而律历四时，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。所以绘事之妙，多寓兴于此，与诗人相表里焉。故花之于牡丹芍药，禽之于鸾凤孔翠，必使之富贵；而松竹梅菊、鸥鹭雁鹜，必见之幽闲；至于鹤之轩昂、鹰隼之击搏、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，展张于图绘，有以兴起人之意者，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，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。”其时黄筌、徐熙、赵昌、崔白等名家相望，苏轼、文同、扬无咎、郑思肖等文人学士亦时一寓兴焉。山水之作，以气势形象、拱伏映带取胜；花鸟之作，以形神兼备、生趣盎然为主。山水，大物也；花鸟，细物也。山水难在气象高浑而幽深沉厚，花鸟难在形态生动而诗意充盈。故作花鸟画，尤尚文学、书法之功。诗重象外之意，画重物外之趣，由物生情、由景及境，诗画本一律也。

　　易峰先生数十年来专攻花鸟画创作，博采古今诸家之长，别出心象造化之美，其画用笔含蓄蕴藉，运墨清透滋润，造型简练传神，设色淡雅明丽，意境悠远宁静。其笔墨、造型、设色所营造之画境，诗意盎然，静穆典雅，引人凝想遐思。易峰先生画中有题跋云：“作画之境，应具有深沉博大、朴实灵敏之气息，亦为养心之根本。”深沉则幽微，博大则浑厚，朴实则真切，灵敏则优美，此为画境之美，亦为养心之法。心中具有百般气象，笔下方显霁月光风。吞吐遐荒，出入微茫，撷取诸物，化我境象。文质并茂，境象共彰，郁郁之盛，含蓄蕴藏。

　　易峰先生曾于创作一批《花间记系列》扇面画（二○○六年），题材有牡丹、梅花、水仙、芭蕉、松、竹、菊花、玉兰、荷花、辣椒、芋头、鸭、山鸡、鹭鸶、锦鸡、山雀、仙鹤等，虽尺幅不大，但张张精彩。由其题材之丰富、意境之优美，可知其艺术功底之深厚、绘画技艺之高超。万象包罗于心中，百物争辉于笔下。其画牡丹，雍容典雅，富贵华丽中透出朴淡清高；其画水仙，亭亭玉立，素洁淡宕中蕴含热烈繁茂；其画芭蕉，郁郁葱葱，绿荫如盖中昭示无上清凉；其画山雀，栖息枝头，朴实可爱中富有机警灵巧；其画竹、花朵、苇草，多双钩填彩，笔线灵动挺劲，设色精妙秀雅；其画鸟，或双栖、或独立、或振翅、或理羽，多细笔披写绒羽，浓墨钩写鸟喙鸟爪，羽轻盈而欲飞，喙坚利而欲啄。妙取花鸟之物情、物态、物理，化合于一心，挥写幽眇之景，融合空灵之境。由《花间记系列》扇面画，可窥其早期绘画艺术之一斑。

　　诗难于取象传情，画难于写物造境，必识见深透而心存高远者，方可得其幽微灵妙。古代花鸟画家多以笔墨取胜，徐渭、陈淳、八大山人、吴昌硕、齐白石，无不是气势雄强，笔墨精到，以书入画，注重画面构成，其挥写之花鸟亦多借物言志之意。易峰先生则别出心裁，把花鸟置于近似于山水所具有之背景中，置于大气充盈之生态环境中，置于其内心所营造之意境中，使花鸟与天地同律动、共呼吸，因而具有磅礴大美。其所造之境，既是自然之境，又是心灵之境；既是绘画之境，又是诗意之境。其作《玉莲清香》条幅（二○○六年），画近岸荷叶田田、莲花绽放，中景为水波粼粼、双鸭偶游嬉戏，远景为苇草浓密、绿荫拥覆，为双鸭营造出一个宁静幽谧环境。画面起承转合，笔墨浓淡干湿，空间纵深映带，既有花鸟画构图之穿插切割，又有山水画造境之氛围渲染，使其花鸟画具有身临其中、引人入胜之美。其作《云南写生系列》(二○一一年）更是将其工笔与写意、积染与泼彩、花鸟与山水、刻划与造境之结合浑化发挥到极致，其造型之精确传神、笔墨设色之劲健明丽，意境之幽深高华，将其花鸟画成就推到又一高度。

　　今观易峰先生笔下之境，宁静、淡雅、细腻、含蓄、苍茫、悠远，温文尔雅而又蕴含强健中正。唐代诗人王维曾云：“夙世谬词客，前身应画师。”王维以诗鸣世，但却自认为前身乃画家也。其诗秀雅淡远，禅味新惬，画意弥满，信然其言也。易峰先生则反之，可谓“今生称画客，往世乃诗人”，其画境之成、诗意之美，虽不无博览精读、迁想妙得之功，然其荦荦大者，皆自天性、气质中来。宋代诗人苏东坡云：“诗画本一律，天工与清新。”而易峰先生秉承诗人气质,以诗入画，潜修默玩，锤炼笔墨，诗画共融，可谓成就斐然矣。

二○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于北京通州梨园

（本文作者现为《荣宝斋》杂志执行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）